作者：张明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9第3期

　　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在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患有可能得到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获得和钟南山至少半小时一对一的诊治。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名声最盛时，约他看病的人甚至排到两年后。

　　门诊被钟南山视为“必要的事情”，同样必要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

　　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教授张挪富回忆，他1992年刚到医院时，大查房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未曾间断过。“他主要是看一些在诊断和治疗上有困难的疑难病人，解决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自认是“临床医学家”，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他已经82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而且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了。“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6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是钟南山人生众多转折点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2003年，“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来袭，在疾病最先爆发的广东，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原本只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

　　在这次共和国成立后最严重的疫情危机中，当疫情一度被瞒报、人心惶惶时，拥有准确的信息、有依据的治疗措施，主张无隐瞒披露的钟南山迅速成了抗击“非典”的“领头人”，他的每一次发言都能占据媒体醒目的版面，他的一举一动成了“非典”疫情的风向标。他被贴上“敢说真话”的标签，同时也成了“非典”时期医疗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对于钟南山所展示的形象，媒体多用“斗士”或“战士”来描述。《人民日报》形容他拥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

　　“非典”之后，钟南山先后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华医学会会长等。“敢说真话”的性格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选，参加“两会”时一段被记者长枪短炮封锁的50米路段，他要走半小时，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他都会说点什么。从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南山说”。他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延续了“非典”时期的风格。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工作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了新药，身价立刻飙升。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他也在论坛上批评广州的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每一次发言，几乎都会引发广泛讨论。2011年至2012年，他多次呼吁检测并公布PM2.5数值。2013年1月，环保部公布全国各城市PM2.5数值，而非按原计划到2015年在重点地区进行防控。

　　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变化。每周三和周四，查房问诊雷打不动。下午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双杠、仰卧起坐、单杠，一套流程下来大约一小时，每周三到四次。10年前的一次心脏手术让他告别了篮球场，“现在不太能做对抗性的运动”。球队并未忘记他，他82岁生日那天，队友送給他一件所有队员签名的球服，上面写着“福如东海，寿比钟南山”。

　　这些年，他一直忙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动肺癌筛查居民健康服务，建成广东呼吸中心依然是他最大的追求。首届全运会400米栏冠军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生于南京，因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钟世藩为他取名“南山”。钟世藩是孤儿，9岁被带到上海做仆人，后来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成为40名入学者中最后成功毕业的8名学生之一，是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问邻居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儿大，就是他们家。”

　　钟南山儿时经常在医院里，耳濡目染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那时候晚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一个热爱医学的原因。”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大三那年，由于体育成绩突出，钟南山作为运动员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获得400米赛第一名。1959年9月，他在首届全运会上获得400米栏冠军，并以54.4秒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之后，他拒绝了北京市体委的邀请，留校从事放射医学教学。次年，他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1964—1966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后，钟南山家庭受到严重冲击，母亲因不堪大字报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后自杀。1968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一次上级号召献血，他献出400毫升，昏倒在炉门口。次年，他参加下乡医疗队，来到河北宽城县，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作为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很自责。1971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通过部队调令离开北京，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后改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研究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8岁了。

　　到医院不久，他将一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病人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跟着大夫余真学习怎么诊治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做什么检查，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是否健康出了问题。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此时，医院“革委会”来要人去做慢性支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发病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群防群治。全国各地把这事当作医疗卫生问题来抓，更把它当作政治问题来抓，掀起了开展慢支炎防治与研究的高潮。“革委会”下令，在第四人民医院成立慢支炎防治小组。钟南山因“没有专业，也没有专长”被指派，另外两个成员是组长侯恕和大夫余真。在1974年和1975年，小组在《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打破了广州地区多年来没有论文在国家一级医学刊物发表的局面。

　　打倒“四人帮”后，广东省卫生厅决定大力支持慢支炎防治小组成立研究所，专门拨了10万元作为所里的科研经费。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广东省的代表，钟南山参加了盛会。他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机会。

　　在爱丁堡大学，他花了3个多月时间，每天深夜整理白天实验取得的数据，最终以中医理论使英国同行信服。英国皇家医院呼吸系副主任瑟特罗教授说：“看来中国对呼吸衰竭疾病真有点研究呀！”

　　在英国，他对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发表。回国前，英国爱丁堡大学极力挽留他在皇家医院工作，被他拒绝。

　　1981年11月18日，钟南山从伦敦飞回祖国，此后一直在“呼研所”工作。1996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早诊早治，我们这种战略能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

　　在英国留学时，钟南山的研究方向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弗兰里教授计算血红蛋白解离曲线变化对组织利用氧气的影响时，钟南山拿自己做实验，吸入一氧化碳使血液碳氧血红蛋白达22%，相当于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连抽了六七十支香烟。借助这次实验的数据，他证明导师的推算只有一半是正确的。

　　从1999年开始，钟南山带领团队提出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进行早期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中国是占人群死因前三位的一种疾病，是钟南山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非典”之后，除去对公共事件发声，钟南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10多年过去，他终于和研究小组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角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病，第一次发现两种含硫氢基的老药对于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安全有效。

　　针对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疗，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依然只针对有症状的人。钟南山研究发现，当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再就医时，这些病人的肺功能往往已经损害50%以上，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我们发现，早期控制血压、血糖就能够预防重症，但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医疗手段还是非常落后的，大都是发现症状才治疗。我们经过10年的努力，现在全国都增进了早期的干预。”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研究，很少人愿意做。这需要医生到社区将病人筛查出来，但因患者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病人可能觉得没必要。“如果医者不做，这部分病人就成为‘没人管的孩子’。”钟南山和冉丕鑫与团队一同到广州市区，到连平、翁源等地的乡镇社区筛查病人。在对40周岁以上，有长期吸烟、职业粉尘暴露等危险因素接触，或咳嗽、咳痰等人员进行细致筛查后，最终为研究提供了841例个案。

　　“实验证明，早期少量的一些行动就会使肺功能有大大的改善，甚至有一些患者恢复到了正常，所以我们开辟了一条路，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疗战略应该和其他病症一样，早诊早治。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去年发表了，我相信再多做一些工作，我们的这种战略就能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

　　2017年9月7日，钟南山、冉丕鑫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在全球呼吸疾病领域引起轰动。这被他视为“非典”后最满意的一件事情。

　　此前，钟南山及其团队相关成果被写进世卫组织编撰的新版《慢性阻塞性肺病全球防治指南》，其中两篇论文分别被评为《柳叶刀》2008年度最佳论文和2014年度国际环境与流行病研究领域最佳论文。

　　2017年，有感于肺癌患病率的增加，他开始推广肺癌筛查居民健康服务。由于工作繁忙，这一实践他只能在空闲时间去做。可82岁的他，又有多少时间是空闲的呢？就在采访当日，他要做的事情就有与区领导见面、与某市长见面、问诊……有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老了。“非典”后，他的身体频现状况：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出现心房纤颤，逼得他告别篮球场;2008年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但面前的钟南山头发依然乌黑，说话中气十足。他提起已经说过多次的三个追求：“第一个就是促进呼吸中心全方位建成，现在非常艰难，一定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想办法做成;第二个，我已经研究了26年的抗癌药，我希望把它做成，现在已经走过了大半路程;第三个，我希望推动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早診早治，形成一个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治疗思想。”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9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