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 ——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个体精神

《平凡的世界》已然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难题，它一度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业文学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文学趣味撕裂的一个伤口，如何弥补这一历史缺憾，未必是要评论家集体检讨才能奏效，不如去探讨一下这部作品本身的文学能量，何以能让那么多的读者顶礼膜拜。很显然，今天如果把《平凡的世界》比作基层读者、平民读者的“励志书”并不为过，尽管“基层”“平民”这种说法存在“等级制”的风险，但在当今中国，文学趣味分层、分化极其严重的境况中，它又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确实，我们需要去探究，何以那么多的普通读者如此喜欢这部小说？固然，这部作品产生影响的契机与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播送节目有关，这个节目捧红了不少当代小说，但它本身的内容和品质也是要起作用的。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它的故事、人物形象，它的精神内涵无疑起了基础作用。

很长时间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凡的世界》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能有失偏颇。与后来的《废都》和《白鹿原》相比，《平凡的世界》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动静，但出版后获得的评论并不算少数。出版后的四五年就有近二十篇论文，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影响式微的特殊时期并不算少。这些评论当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不只是在创作论的意义上，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更是如此。《平凡的世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根本缘由还在于它投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它抓住了当时社会的心理、情绪和渴望。《平凡的世界》不合的是文学变化革新潮流的时宜，合的是当时社会变革现实的契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在古典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的统一性形势中可以取得的理想结果。在19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处于急剧的变革中，文学创新的渴求牵引了文学共同体的注意力，文学自主性思想也影响了文学在创新性上的任性发展，文学探索促进中国文学艺术水准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创作与阅读产生分离。当然，思想意识、时代感、价值观方面的深刻变化，也使中国社会的思想及认知方式处于调整之中。事实上，1980年代后期直至19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普通大众文化就处于严重的分离状态。那时在文学接受方面的普遍焦虑，就是无法统合“雅俗共享”的矛盾——这不过是文化困局小小的表征而已。这并非说《平凡的世界》属于俗文学系统，而是在被认为高品质的文学作品与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品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直至十多年后，余华的《活着》解决了这一难题，但它的成功也是依靠大学招生量的剧增（大学生阅读群体的爆发性增长和阅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学课本的引导作用。《平凡的世界》在艺术手法方面平易简洁，语言通俗晓畅，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明确清楚，主题含义浅显易懂，所有这些都是它可能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基本要素。显然，这只是就接受障碍的拆除而言。艺术的复杂性解除之后，重要的就在于它是否抓住时代心理，抓住受众的情绪和愿望。而在这一点上，《平凡的世界》做到了，它恰恰是去除掉1980年代热衷的艺术探索，而专注于写乡村青年的个人觉醒、追求和命运，这就直接切合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初的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的需要。普实克曾指出：艺术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一代新人与他们的艺术所表现的革命特征是伴随着对存在的唯一性的感受同时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乡村青年个体精神的觉醒——这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青年对他们存在的唯一性的感受——他们要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立于这个社会，打开自己的生活之路。[2]很显然，评价《平凡的世界》并不能单纯从文本本身的艺术创新性，也不能只是从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潮流中去给出定位，更为恰当的阐释方法，应该是从这部作品和时代的契合方式，和社会意识的互动关系中去建立起有效的语境。

一 20世纪的土地问题与中国乡村变革

《平凡的世界》能获得如此多的来自乡村的青年的热爱，这根源于他们与农村复杂的情感关系。不管他们后来是否上了大学，或者是到了城市有一份事业，或者是以农民工的身份做着城市最艰苦的工作，或者是还在乡村基层苦苦拼搏，还在企盼走出乡村——他们都有着对土地的矛盾心结。“离开乡村到城市去”，这仿佛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乡村青年的普遍追求。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有一个急剧城市化的阶段，这是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再就业的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也引发“三农”问题更加突出。[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农村也呈现出新的气象。1982年，中央正式确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因此就成为农村人口是否获得集体土地经营权的一个标志性时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农村有“三个月种田，九个月过年（赋闲）”之说，据温铁军在1996年的研究：“农村人口过剩压力很大。按现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将过剩2.4亿多，农村人口过剩5亿多。另有研究报告显示，到下世纪初，即使决策足够理性并且不出大的反复，城市化率能达到60%，在人口增长到16亿时仍将有6亿人口留在农村。因此，人地关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观，更何况假设条件很难满足，人地关系将会更趋恶化。”[4]农民进城打工必然成为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途径，事实上，农民工进城在198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浩瀚之势。任贤良在1989年的一篇论文《盲流还是潮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思考》里非常具体地描写了该年早春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情形：龙年（1988年）刚过，“从湖南、湖北、四川，从全国四面八方的村寨田野汇出的数百万农民，背包扛裹、操着不同的方言，如同解冻的潮水铺天盖地般拥向铁路，冲向城市”。于是广东、郑州、北京纷纷告急。北上旅客骤增，郑州站始发的四五个车次竟然超载100%，车簧压死，列车不能开出。[5]

外面的城市世界正在轰轰烈烈改革开放，农村改革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基本完成了。但农村的相对贫困依然普遍，尤其是由于种子和化肥的涨价，加上交税，农民种一年的地不仅不赚钱，还要赔钱，青年一代农民怎么甘心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们要走向外面的世界。于是出现了上面任贤良所描绘的景象。直到2000年，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才成为热点话题，文学作品出现颇成气候的“底层写作”现象。但是，路遥在1980年代初期动笔写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时，就倾心关注新一代青年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乃是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革命的关键问题。土地是中国乡村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生存之本。千百年来，农村的贫富差异就是以占有土地资源来衡量。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农村面临的挑战就是土地革命问题。现代中国革命最为剧烈的冲突也是在土地改革方面。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6]，农民问题的核心当然也就是土地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7]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于同年10月10日公布这项法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1947年11月至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共产党把土地分给翻身求解放的穷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新中国得以实现。正是因为消灭了农村中的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村中以地主为核心的土地依附关系，农民拥有了土地并获得了人身自由。

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结论中，对土地改革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过去这一年（从五四到现在）的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毛泽东要全党认识到土改的意义：“要肯定这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8]

全国解放后，农民有了土地，一部分勤劳能干的农民又产生了发家致富的梦想，农村重新出现贫富分化。另外，国家要实施工业化建设，需要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毛泽东再次看到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矛盾，他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9]很显然，只有破除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才能进行下去。[10]现在，土地收归国有，属于集体财产，理论上每个农民都有份，但又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属于农民私有，农民对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土地没有支配权。柳青的《创业史》、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等作品，就是反映土地从农民私有再次集中到集体／国家所有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一间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也是关涉中国农村又一次大变迁的一次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份后来影响中国农村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实行了20多年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来年秋天，也就是1979年10月，小岗村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5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并作为经验推广开来。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国农村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异，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别，使农民与城市人相比严重地低了一等。敏感的作家总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路遥就是这样的作家。农民热爱土地，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只有在地里种好粮食，农民才有饭吃，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中国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容纳不了已经爆发出自觉生产力的青年农民，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要离开土地。1982年，路遥发表《人生》，反映农村青年与土地的复杂关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小说的结尾写道：“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从城里失败了的高加林，回到了农村。何以说这是失败？因为这失败透示出城乡的巨大落差。这黄土地养育了他，还将不得不养育他。高加林对土地的爱与恨，内里隐藏的是现代化进程以及旧有农村体制在高加林身上的撕裂。

不管我们怎么概括《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有一点不容回避，《平凡的世界》在孙少平身上注入的是青年农民摆脱土地的自我独立的精神——在这一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化解了高加林的难题，孙少平已经完成了高加林无法抵达的精神超越。虽然孙少平的社会角色变化不如高加林那样一步登天，锄头换成笔杆子；孙少平一直属于劳苦阶层，从打零工到矿工，但孙少平的精神自信却是牢牢地立足于大地上。显然，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离开土地的青年农民将占据多数，他们如何建立自我意识，如何在城乡鸿沟裂痕中确立自我立足的根基，他们脚底下不再有坚实的土地，而只有依靠强大的自我意识的精神。孙少平正是如此站立起来的。自我的内省意识——对苦难的反复体验；温情的抚摸——人性的美好希望；爱情的召唤——超越现实的想象；这三大要素是支撑孙少平脱离土地在城市立足的精神依据。它们都不具有土地一样的实在性，都属于精神性的自我意识。然而，离开了土地的青年农民孙少平只有依靠精神生长，路遥也不断地开掘其精神性存在——因为无法为他安置现实性的坚实处所。也正因为此，那么多来自乡村的青年，受到《平凡的世界》巨大的“精神”鼓舞。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平凡的世界》表现的是中国的千年之变，整整一代青年农民摆脱土地重新构想自己命运的当代史诗。此前当然有农民离开故土流落他乡的各种文学叙事——它们多半是失败的、凄凉的故事；但只有《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历史性的整体性改变，是整整一代人的自觉选择和感受。它发生在20世纪，恰恰是这个世纪，农民与土地关系演绎了这个民族最伤痛的也是最为壮丽的传奇。

二 在百年变局中重写乡村中国

据路遥自己的叙述，《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开始构思于1975年，小说要讲述的故事也是自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的深刻变迁。路遥后来写道：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最后，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的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们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且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11]

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描写了1970年代末公社集体制解体的过程，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主分子摘帽，农村的个人开始有了人身自由，并且可以自由地从农村到城市务工——这一历史巨变对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历史翻转。小说表现的时间虽然只有10年，但这却是百年中国——现代激进变革的中国乡村真正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节点——它预示了进入现代的中国乡村及其新一代的乡村青年开辟出正确而永久的道路。

小说其实设置了两条主线，一条是以田福军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及官僚主义作风的人群）进行的斗争，由此展现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也部分涉及城市改革的状况。另一条主线是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俩及双水村金家湾村民们在农村改革进程中的种种表现。一方面是实行土地联包制之后农村脱贫致富重新创业的种种情形；另一方面是离开家乡土地的孙少平和他的同学、朋友、亲人们各种奋斗挣扎的故事。改革的篇幅虽然占比很大，但并无多少出彩之处，也未能超过柯云路的《新星》一类的作品；事过境迁，这些带有时效性的社会化表现已经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在路遥写作当时，无疑是社会现实极其重要的重大事件，它构成了小说整体叙事不可或缺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化的广阔画卷。尽管如此，本文篇幅所限，不论及这方面的内容。本文更看重的是乡村土地上发生变革，青年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既是实际生活意义上的，也是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因此，本文着重探究《平凡的世界》对孙少平、孙少安形象的塑造。这是《平凡的世界》最为成功之处，也是《平凡的世界》引起基层青年和打工青年强烈反响的根本缘由。

事实上，孙少平的形象在相当程度上糅合进路遥的自我写照，尤其是其精神、性格和追求。小说开篇就描写孙少平中学生活的穷困，孙少平的出场模样是瘦高个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孙少平营养不良，但气质不凡，“像希腊人一样”，路遥显然要让他的主人公具有“高贵的”气质——并且是欧洲“贵族”气质，这并非路遥有何崇洋的思想，那是1980年代的流行美学，路遥的描写显然带有乡村的怨恨，为什么只有城里人才高贵？乡村青年的鼻子为什么不能像希腊人一样呢？那个掷铁饼的大卫雕像，想必路遥一定是熟知的。但穷困还是路遥要描写的乡村青年的生命本质，这里的贫困从饥饿这个生存底线开始表现。孙少平不好意思与同学们同一时间就餐，虽说大家都穷，但孙少平显然是最穷的那类人。他只能吃黑馍馍，连五分钱一份的丙菜也吃不起。小说很具体地描写道：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象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12]

高考落榜后，孙少平执意要离开家乡摆脱土地进城打工。先是打零工，东家三天，西家四五天，或扛沙袋，或背石头。其中所受的苦和屈辱，当是难以言表。后来到煤矿当工人，总算是摆脱土地，成为一名工人。何以如此艰险的煤矿工人，还要胜过在家乡做农民？孙少平的选择，反映出20世纪乡土中国怎样的遭遇？《平凡的世界》带出的问题，牵涉20世纪中国革命与变革引发的诸多难题，例如，进入现代给乡村中国带来的冲击；乡村的土地所有制以及体制与文化的不断变更；现代化带来的工业与农业，农村与城市的深刻裂痕；乡村青年如何成就自我？是在乡村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还是离开土地在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发展？这些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露出端倪，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变得十分激烈，在21世纪初期依然突出。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今天在反观《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即“漫长的20世纪”——也就是说，20世纪剧烈变革对乡村中国的冲击引发的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还将断续存在。我们要不断地返回到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理解《平凡的世界》在今天的意义。

这个概念的提出，固然有已然的理论资源，但重要的是中国20世纪的农村经验，中国乡村青年的命运变化以及文学作品对他们的重写。路遥说，他读得最多遍的名著是《红楼梦》和《创业史》，特别是后者，他读了七遍之多[13]。小说开篇孙少平出场，就牵引出郝红梅这个地主的孙女儿，孙少平和她惺惺相惜，因为他们是班上最穷的两位，总是最后两个到食堂打饭。孙少平却发现，她虽然是班上穿着最破烂的女生，但仔细看，却是最漂亮的。只是破烂的衣裳和面有菜色让她不引人注目。但四目相对，使青春期的孙少平心里有无限的温暖。她和孙少平因为《红岩》这本书第一次有了共同话题，让孙少平大感意外的是，郝红梅竟然知道《红岩》这本书，会唱歌剧里面的歌，她的名字“红梅”就是出自歌剧里的“红梅赞”，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父亲作为地主的儿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但红梅的地主爷爷识字。红梅的父亲想必是非常向往革命正义，否则不会从“红梅赞”里给女儿取名字。但是，蹊跷的是，红梅有《红岩》这本书，但她却没有读，只是听父亲说过。孙少平向她借了《红岩》这本书，反过来，孙少平借给她读的书是《创业史》，郝红梅却迟迟没有归还。究竟为什么，小说始终语焉不详。直至有一天少平看到郝红梅在前面走：

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在走过她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得这件事！唉，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

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抬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14]

郝红梅还书给孙少平是放在路边——这显然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细节，既是向柳青致敬，也是暗示了一种矛盾和历史隐含的错位。用这本书来填平纯朴的少男少女的爱情的鸿沟显得多么的不恰当！如果不是路遥的粗心，那就是他精心营造的历史性的反讽。彼时郝红梅还是地主的孙女，同样极其贫穷的她回馈孙少平的是一块“白面饼”。土地上生长的人们，最为朴素的情感莫过于吃饱饭。路遥读《创业史》并不只是琢磨柳青的小说写法，梁生宝这样的农村青年带头人的形象也一定是他思考的参照。柳青的《创业史》汇聚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传统与革命剧变，它是20世纪的巅峰之作——并不是指它在艺术上达到何等高度，而是它作为一种对20世纪历史的象征性书写，或者说理想化和想象性的书写，它具有极端性。而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乡村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农村青年已经可以到城市打工。路遥已经无法单纯向柳青《创业史》致敬，他一定也是带着反思，带着他的思考来构思和写作《平凡的世界》。尽管路遥并未公开表示过对柳青反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反思，他一定是把他的精神导师的这种历史选项看成是历史情势的必然，作家不可能逃脱历史给定的命运。当历史给予了路遥另一种命运时，他昂然地迎接了命运。就《平凡的世界》对中国乡村历史抉择和变化的表现而言，《平凡的世界》几乎就是《创业史》不折不扣的翻转。后者是在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立论，是在两条路线、阶级斗争的模式中展开历史冲突；前者则是描写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农民和土地都获得了新生的活力，家庭联产承包制否决了集体化的选项。孤独而渴望掌控自己个人命运的孙少平、孙少安替代了集体化领头人梁生宝，这一改变将是无比深刻且深远的。

历史的变化是如此惊人，路遥却用“感受生活”的时代要求把他与精神导师做了简要区别。他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黄埔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黄埔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是的，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15]路遥和柳青的区别，显然不是观察生活的广度和复杂性的创作手法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实际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的现实问题。

在路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柳青的《创业史》时，他的感受无疑会一次比一次强烈。从表面上看，这或许是一次反转；从深层次看，柳青让路遥去体会他身处其中的历史趋势。显然，路遥深信对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个人不可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他对柳青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赦免。[16]他认为作品中人物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态度不会强有力地贯注进人物的态度。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只是一项托词，若是如此，人人都可成为伟大的作家。路遥显然是一个强调主观态度的作家，他明确表示，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不可能中立，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显然，他所处的历史情势与柳青的历史情势已经迥然不同，事实上历史正在改弦易辙，它们构成了实质性不同的方向。素有叛逆精神的路遥对历史有着惊人的敏感，他读了七遍《创业史》[17]，就是在方方面面读透柳青，读透那个时代，当然也是读透路遥身处的时代，只有读透柳青的时代，路遥才能写透自己的时代。

因此，《平凡的世界》书写的重大主题是伟大时代的主题，即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历史变迁。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梦想，“耕者有其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在迈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正实现了。对于农民出身的路遥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他选择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间的历史，正是中国乡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这段历史迥然不同于柳青笔下《创业史》的历史；他的人物孙少平、孙少安也根本不同于梁生宝。路遥之所以反复诵读《创业史》，就在于他深知改革开放的现实带来的变化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它处于20世纪中国大历史的环节中，它意味着变化，可能又没有变化；它意味着百年之变、千年之变，可能又只是数十年的变化。普实克曾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对生活悲剧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反抗的要求，甚至自我毁灭的倾向，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特点。”[18]确实，普实克对20世纪早期启蒙文学的概括是准确的，但这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在1950—1970年代被彻底压抑下去了。作为历史螺旋式前进的必然性，或者说作为历史再现的一种形式，20世纪早期启蒙现代性未竟的事业，在1980年代重新出场。这次重新出场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知识分子层面如何追随“思想解放”，而是乡村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他们无师自通地用自己的劳动实干体悟到个体生命自觉的意义，他们用生命个体确证的行动完成了自我启蒙。事过境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青年命运的变化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20年间凸显出来，它们与土地的关系，它们意欲掌控自己命运的渴望和努力，它们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那种自觉——在不完全的主体性条件下，他们创造自己有限的历史，这是20世纪新的经验，20世纪撕裂的历史垛口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只是这个“新人”有着非常不同的“自我意识”——民工、外流人口、打工仔、乡下人……这并非他们敏感的“自卑”，而是他们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现实经验。对于孙少平来说，他的典型意义恰恰体现在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本质意义——这里再没有普遍理性作为他们建构历史主体的依据——事实上，1980年代这个来自康德的理性自觉的“人是主体”的观念，并没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中国20世纪的历史，恰恰是在1980年代最需要形成普遍理性的时期，却为历史本身多重分离所瓦解。普遍理性的初始蓝图在社会多重矛盾冲击下分崩离析，“人是主体”的观念也只能无声无息地坍塌。这反证了孙少平们只能是且必然是生命自觉的个体——他们不是普遍理性建构起来的历史主体。这是理解孙少平究竟是怎样一个文学典型的问题关键所在。

固然，孙少平属于“我们”的群体——经受了许多困苦的乡村青年，但是他们并非一个“受苦受难的共同体”——作为经济蓬勃发展的“劳动力”，他们有着旺盛顽强的生命意志，他们相信自己，他们只能相信自己。1980年代的中国人的生存意志是这样聚焦起来，虽然没有康德式的“普遍理性”为基础，但有着“奔小康”的共同目标，每个人以自己个体的生活成功为规划，去实践、去拼搏，去夺取属于自己的未来。因为从个人利益驱动去召唤的社会实践，并不需要从精神上以某种理性原则去启蒙，这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从自己的生活利益出发都能体会的道理，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常识。只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超离了老百姓日常经验的口号，才需要建构强大的“普遍理性”，促使其具有可理解性和可实践性。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奉行“先干再说”的原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智慧，因为人们意识到，要先行就建构“普遍理性”达成共识，与历史紧迫性、与既有的规范、与当下的任务都无法协调起来。当然，我需要强调的是，甚至是有些矛盾性的表达是：虽然没有“普遍理性”作为基础，但离开土地的孙少平们寻求独立的个体精神未尝不是另一种“历史与阶级的意识”[19]。

1980年代的中国，为民众准备的启蒙哲学或其他哲学都失效了。尤其是农村青年，他们凭着自身的生命强力，抗拒着所有的挫败，去闯荡自己的道路。路遥在描写孙少平的形象时，赋予他与梁生宝完全不同的性格和奋斗足迹。他那一出场就有着“希腊人的鼻子”的形象（哥哥孙少安也同样“高鼻梁直直的，也像希腊人一样”），决不是崇尚洋人的心理在作祟，而是孙少平决不屈服于命运的一个标志——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路遥说过，他动笔前就阅读了大量的报刊资料，为的是了解这10年间（1975—1985）中国乃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世界的眼光是路遥自觉的创作意识。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能准确描写这些背景下的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雄心勃勃的路遥，想要有一个世界的背景来表现他笔下的乡村中国青年。因此，当在昏暗的矿井下，艰苦劳动的间隙，孙少平在读《红与黑》（而不是《创业史》），并且和矿工们讲述《红与黑》的故事，矿工们也听得入神。这并非不好理解，孙少平预示着20世纪乡村中国青年强大的自我意识，他决不屈服于当下，决不屈服于命运，他胸中装着世界（或者说世界文化）。尽管索黑尔·于连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失败的典型，但是，他不听从命运的安排，不服输的精神，这让20世纪身处矿井中的孙少平有着强烈的精神共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孙少平的阅读与周围环境并不协调，周围的矿工也并不理解孙少平的阅读，他们只是把孙少平讲述的《红与黑》的故事当作一个通奸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得益于农村改革开放的政策，孙少平离开家乡故土，他终于摆脱了那让他爱又束缚他的土地，他成为自由个体，他依靠生命个体的顽强坚韧去承受自己的命运。在《平凡的世界》里出现了那么多农村青年的形象，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个性经历而存在，他们总是为农村人给定的命运所苦，他们并非受惠于历史的时代主体，但他们是承担自己命运的个体。孙少安、金波、润生、润叶、田晓霞、孙兰香、郝红梅……他们同出于土地，或依然依附于土地，或离开土地，他们有着自己平凡的经历，但命运迥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平凡的世界》写的多数乡村青年，都是离开土地的青年。孙少安在土地上建起了小企业，另外就是昔日地主的后代郝红梅还部分地靠土地谋生（她的生活最为贫困不幸），其他青年都离开了土地，演绎着他们在城市或城乡交界地带的故事。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一个到外面世界闯荡，一个守住家乡的土地。内与外，如同一个人的两面性，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使人物形象变得饱满。这也是小说写人物的成功之处，如此相近两个人，既重合，又分开，可分可合。改革开放使青年一代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他们对待家乡和土地的双重态度在这哥俩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既要摆脱土地，又终究离不开土地。但是孙少平离开了，谈不上成功，路遥给予他的命运最终还是矿工，也恰在于此，孙少平还是光荣的艰苦的体力劳动者，但是，他的精神却无比强大，他的精神自我表明他离开土地完全可以站立起来，他以一己之力去改写自己的命运；对于路遥来说，他何尝不是以一己之力改写了百年变局中的乡村中国的精神呢？

三 对20世纪本质性的超离：生命个体的崛起

在20世纪的文学叙事中，所有关于乡村的叙事，一直都隐含着阶级叙事和阶级对立，在启蒙叙事中，地主阶级是没落的封建主义的代表；在左翼文学叙事中，地主阶级是剥削压迫阶级；在1949年以后的叙事中，地主阶级不仅具有剥削的原罪，而且是随时准备变天的反革命分子。直至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才不作为一个家庭和个人的政治归属的根本依据。从农村到城市，阶级身份体系也逐渐开始消失，人群不再以阶级成分来划分政治地位。[20]如果说20世纪文学叙事具有某种不可违抗的本质性的话，那就是“阶级论”。在“短20世纪”的历史冲突中，“阶级斗争”无疑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演化到20世纪中期以后，成为唯一性的叙事。写作于1980年代初期的《平凡的世界》意识到根本性的“历史深度”，这就是阶级论的塌陷，个体性的崛起。它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经典叙事模式，率先建构起“历史与个体意识”。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一直要着力表达的是“平等”的观念，在平等观念的烛照下，路遥如此用心用力地去描写乡村青年的贫穷和苦难。

事实上，挣脱了土地羁绊的乡村青年的生存并不容易，路遥着力描写了少安、少平兄弟俩生存的贫苦与艰辛。少安在家乡建砖窑，遭遇多次挫败，费尽周折，算是起死回生，结果善良的妻子秀莲却又得了癌症。润叶与李向前成婚，却放不下与少安的旧情，与向前一直感情不和。直到向前出车祸双腿残疾，润叶这才悔悟。王世才死在井下，其妻惠英也陷入痛苦无助的生活。孙玉厚几个兄弟，无一不是过苦日子。甚至要到孙少安的窑厂打工也被拒。似乎这些人物都只有在充分的受苦中才能体会生活的实在本质，幸福对于乡村人或者对于路遥来说，仿佛是奢侈品，不可靠的身外之物。只有受够了苦，才有资格体会到生活真谛。郝红梅这个昔日地主的孙女儿也是历经千辛万苦，最终与润生成婚，才为公公田福堂所接受，到小学担任民办教师。

描写农村青年经历的苦难是《平凡的世界》的显著特点，不少论者都注意到这一主题。但是，路遥书写苦难的本质意义、历史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或深刻的揭示。路遥对苦难的书写非常强调个体的感受，这虽然是群体性的苦难或痛苦，但路遥却把它紧紧困囿在个人的躯体和心灵上。

固然，“受苦”这一主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普遍特色，“文革”后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都在这一主题上下功夫。卢新华的《伤痕》不用说，那是印在母亲额头上也是心灵上的痛苦；古华的《芙蓉镇》里的胡玉音、秦书田历经磨难，结为“黑鬼夫妻”；叶辛的《蹉跎岁月》写的是一对落难的青年的爱情；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知识分子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自我完善的依据。这些对个人遭受苦难的表现，都指向历史批判和反思。《绿化树》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次把个人经历的苦难视为精神自我强大的证明，就这一意义而言，路遥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张贤亮的影响，所不同的在于，张贤亮笔下的人物是知识分子，且苦难与忏悔相联。虽然章永璘在劳改农场读《资本论》，但张贤亮写作小说时内心或许在默诵卢梭的《忏悔录》；孙少平却是在昏暗的矿道里读司汤达的《红与黑》，路遥在写作小说时与孙少平的阅读境况和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说张贤亮的《绿化树》虚伪矫饰，这部作品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当代思想史的意义。路遥立足于乡土中国的大地上，他要为乡村青年的自我觉醒立传，要为彼时荒蛮的乡村大地规划出一条属于他们的赛道。张贤亮象征性地为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历史定格，尽管它是毫无批判性地——相反是自我欣赏地——却是最为本能自觉和真实地完成了随后20年、3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画像。但路遥不同，他以直觉和激情，关注到乡村青年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将要发生生命更新，这并非说他们将要成为历史的主体——这要有无比漫长的道路要走，而是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了自我的肯定性，他们有权利通过自己的行动选择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样的命运依然摆脱不了泥土打上的烙印，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使生命获得坚实性，在荒蛮的大地上踩出一条自己的路。

路遥把孙少平作为个人来写，他所有的受苦受难都属于生命个体经受的考验，在受苦的生命历程中，孙少平的成长才具有坚实性，才具有乡村的本性。这是生命个体与乡村大地联系的苦难，并不是理性自觉抵达的阶级整体意识。孙少平经历的磨砺，只是还原于乡村的土地，他离开乡村的土地，但苦难使之有一种精神上的永久性牵连。少平在给妹妹香兰的信中说：“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少平教导妹妹的言辞，也是他的内心表白：“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21]

苦难现在不是作为历史和阶级正义的基础，而只是作为个人生命经验的坚实性本质，它使生命拥有了自我生成的力量——这种生命的自由意志在个体论的场域内是自足有效的，这也反证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哲学基础就是生命个体论。如果按照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意识，这里显然出现较大的裂罅。但是，放在“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中，就可以理解作为青年农民的孙少平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何以能有这种惊人之见。而这种生命个体论是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青年自我生长、自我确证、自我救赎的真理。他们必须信奉这样的真理，也只有信奉这一真理。它从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摆脱出来，它去除掉所有的历史修辞，也不需要现实的注脚，它以自身的生命存在蔑视了所有的话语逻辑。苦难——只要正视这一点乡村本质就足够了，这是“漫长的20世纪”的剩余，正视尊重这一点是乡村青年的祈求，这是他们保持自信和尊严的唯一依据。

乡村青年的“苦难”纠缠住20世纪所有的说辞，它已经具有20世纪“幽灵学”的意味，它已经不需要在拆解、颠覆、反讽等叙述学的诡计中来运用，它具有历史的坚实性和生命个体的经验的实在性，它足以越过话语的操作性层面，它和乡村大地连接在一起，它是大地本身的一部分——路遥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如此放开手脚甚至是迷恋般地书写那些苦难，那么多的苦难，那甚至是引人骄傲的、美丽的苦难！

当然，路遥有资格，不只是“资格”的问题，路遥实际上就是在写作他本人的“苦难”，孙少平就是精神性的或文学性的路遥。路遥兄弟姐妹九个，父亲王玉宽身高150厘米左右，他要用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22]1957年，路遥虚岁九岁，父亲王玉宽带着他一路饥饿，时常乞讨，翻山越岭160多里路，到延川大伯家顶门。[23]大伯家稍微宽裕，也只供得起路遥上小学，路遥上中学则是靠同学凑点钱勉强读完。据梁向阳研究，《在困难的日子里》可以视为路遥“准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了“我”当年艰难上学的情形，东借西凑，乡亲们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给“我”带上。这使“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能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作为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起来的贫困的青年人，“我”知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24]虽然说这是小说的叙事，但据路遥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披露的生平经历，确实可以看成是他青少年经历的写照。

路遥对苦难的书写迫使20世纪的思想史重新定位，不再是启蒙自觉的普遍理性，而是生命自觉的个体意识——由此路遥抓住了在20世纪变革中发生的不可弥合的城乡断裂的另一历史起源。在这个起源中，乡土中国的青年从自身经历的苦难中领悟到自身命运的全部意义，它的未来指向——他们的个体生命能量和自我肯定性，可以而且更倾向于从自我的受苦受难中成长起来，他们不需要结成广泛的普遍性，他们自觉地定位于生命自足的他者——他们各自的苦难是如此不同，苦难具有自身的唯一性，只有在自我生命的内化中获得炙烤。他们不需要重构社会的大逻辑，他们只需要自身命运的小逻辑，支撑着他们的生活延伸。黑格尔曾说过：“痛苦化或陷于痛苦，这是雅布·柏麦哲学所用的名词。这是一种深入的哲学，但只是深入到昏暗中的哲学。这个名词是指一种质（辛酸、苦涩、火辣，等等）在自身中的运动，因为质在自己的否定性中（在它的痛苦中），从他物建立并巩固了自己，总之，那是它自身的骚动不宁，就这种不宁静而言，质只有在斗争中才会发生并保持自己。”[25]在某种意义上，孙少平对痛苦所做的精神性理解，他克服扬弃痛苦的精神路程，颇有遵行黑格尔辩证法轨迹意味。

赵学勇在《生命从中午消失》中写道：“路遥在创造孙少安、孙少平等农村青年形象时，将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和个人选择的能动性统一起来，使人们看到人物命运的时代影响，也看到时代背景中人物自身的可贵努力。也正是从孙少安、孙少平们在创造、追索着的新的人生道路中，人们看到了他们与高加林不同的奋斗面影，他们已和整个时代的巨流紧紧融汇在一起了。这是路遥笔下人物形象的又一次超越。”[26]这一评价可谓准确深刻。小说里的每个人都经受着苦痛，但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的生存自由。甚至李向前因为润叶不爱他，只有借酒消愁，最终酿成车祸失去了双腿。但是李向前终究自立，要以残障之躯补鞋自谋生活。这当然不是英雄主义掩盖下的犬儒主义，这是“对必然的认识”建构起来的个体意识。与其说它是中国文化“认命”的天性所致，不如说是中国百姓勤恳厚道的传统使然。对于路遥本人来说，或许还多了一层经历了1970年代激进革命自毁后的凤凰涅槃，以及随后持续多年的痛悔、救赎和大彻大悟。

四 漫长的20世纪与苦难主题的个体化

很显然，这样一种生命个体的自我重建一直在摆脱20世纪幽灵学的纠缠，唯其如此，我们需要用“漫长的20世纪”这种理论视野来阐释其本质要义。20世纪的基本叙事，如李泽厚概括的“启蒙与救亡”或者“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变奏，总是以历史潜文本的方式起决定作用，使任何新的理论企图都失效，因为它确实有效地概括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叙事。但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分离，则始终没有直面这样的现实去做新的阐释。在回避和遗忘的漠视中，当代思想文化并没有得到真实的揭示，以至于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也无法触及思想深度。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和思想深度是阐释出来的。在1990年代初，有多位研究者试图用“短20世纪”来解释20世纪的历史特征，也确实在相当的程度上解释了20世纪的历史本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提出，从1914—1991年的77年，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称为“短20世纪”。这77年填满了战争、革命、暴力、冷战恐怖。1991年后虽然还有地缘冲突，但不像此前的历史中充斥如此大规模的和剧烈的人类灾难。后来阿兰·巴迪欧在《世纪》中将1914—1989年这75年称为“短20世纪”，其观点基本上与霍布斯鲍姆相同。与霍布斯鲍姆和巴迪欧不同，汪晖也提出“短20世纪”的概念。他的“短20世纪”核心部分不是指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止，而是指自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后这一时段。显然，汪晖的“短20世纪”是着眼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道路”所做的概括。

这些“短20世纪”的概念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评判。某种历史到某一个时刻那种境况和经验就终结了，随后的历史则是开启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势[27]。但对于中国1990年代以后乃至21世纪初的解释效应却有欠缺。1990年代以后以及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不断地返回到20世纪中去寻求依据。不管是“左”或“右”；不管是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不管是国际局势、国际政治，还是中国现实，都是如此深陷于20世纪的经验，以各种方式重新运用20世纪的思想资源。“短20世纪”概念试图宣示的20世纪终结的现实并未到来，而是20世纪如此轻易地重现再临。很显然，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变成了它的现代“元世纪”，仿佛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也正因为如此，路遥《平凡的世界》所揭示的问、所引申的问题直至今天还发人深省。一方面，是20世纪那些问题远没有解决——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问题，这片土地还在滋生这些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的经验是如此迷人，如此富有魅力，它让人熟络，得心应手，它仿佛是我们骨子里的本能，20世纪的经验是我们的下意识，几乎要形成荣格式的原型意识。

在这一意义上，借用杰奥瓦尼·阿瑞基的“漫长的20世纪”的概念就显得十分恰当，也十分迫切。1995年，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分析资本主义起源及发展进程中的中心的转移，其历史分析落脚于20世纪金融资本中心转移至美国，美国通过美元资本和军事力量称霸世界。作为左派学者，阿瑞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有力，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的批判也可谓击中要害。该作受写作时间局限，对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中面临的复杂情况未能涉及，但他多处简略提到并预测中国的变化和崛起，堪称点睛之笔。本文并不想过多地介绍阿瑞基的观点，对“漫长的20世纪”的体会来自笔者自己深切的感受，只是阿瑞基理论在前，不得不提到其观点。实际上，本文运用的“漫长的20世纪”更主要的是与“短20世纪”观点对话。

“漫长的20世纪”表明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基础性话语还不能脱离其基本范式。亦即：其一，今天的难题还是在这个基本范式下，即“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关系。其二，所有的逃逸或超越性的话语，以及以虚构形式出现的文本，或以审美形式出现的文本都与“漫长的20世纪”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三，因为其漫长，它变成了“潜文本”的形式。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如此用心用力书写苦难，并且骄傲地以苦难为其个体生命存在的依据，它并不用于向外部世界抗争的依据，也不与其他个体结成痛苦的联盟，它只是他们兄弟自我体认并获得自我肯定的依据。如此看来，似乎它的意义有严重局限，然而，恰恰是这一局限，上承了传统中国农民乐天知命、逆来顺受的本分本性；往下开启了现代中国特有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正是这种以痛苦为生命底蕴的个体意志，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叙事中，路遥开辟出第三种叙事：个体苦难的自足精神。它不再诉诸历史与阶级意识，不再建构社会普遍理性，它只是个体生命自我意识的依据。它深深地植根于20世纪的经验中——例如，柳青的文学叙事；但它完全改变了其深化的意义指向——它不是向着阶级／普遍理性深化，而是向着个体生命坚实性立足。比如，个人／家庭的脱贫致富的奋斗追求。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它只相信个体的此在的成功和利益。20世纪的普遍理性解体后，中国社会实际上重回传统家族社会，只是家族进一步缩小为家庭，家族以变相的社会关系重构。对于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村青年，以地方为根基建立利益关系，但并没有现代理性（启蒙的或阶级的）作为基础，个体在生命自我的经验和利益中获得全部依据。一方面，个体必须有强大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社会的普遍共同体连接很脆弱。

小说费不少笔墨描写少安、少平兄弟俩的贫穷困苦。少平每日饿着肚子读书，吃的是黄菜叶和盐水汤。小时候不只是忍饥挨饿，兄弟俩都衣衫褴褛，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小说描写8岁的少安被同学嘲笑后的委屈状态：少安一个人转到一个土圪崂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他想起了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痛哭而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哭咽河。啥叫“哭咽河”呢？那是“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路遥赋予乡村的本质就是“苦难”，这苦难甚至具有了自然史的属性。当然，在这样的时刻，路遥总会让“爱”或同情如期而至。10岁的润叶果然如仙女下凡一般来到少安身边，替少安缝补裤子的破洞，痛苦迅速化解为童趣的欢乐与美好。[28]

当然，路遥在整部作品中，不管是描写少安还是少平，都不是单纯宣示他们的贫苦，他总是恰到好处地给予这些贫苦以另外的内涵，或者爱情，或者同情。少平到书记家打工，书记的老婆就给予少平特殊的关怀，让少平打炮眼。她看出少平是有文化的乡下青年，还琢磨着让少平给女儿补课，想招赘少平当上门女婿。很显然，新型的雇佣关系是人世间的劳作与交换，这里面不乏剥削，但也不时闪现出关爱的些许亮光。

几乎须臾也不离开“苦难”，路遥的叙事就找到感觉，就抓住他理解的生活本质，能看到这些人在苦难中依然要生活下去。就能准确有力地刻画人物形象。但只有少安、少平兄弟俩，他们顽强改变命运的愿望最为强烈，他们的行动和透示出来的信念体现了个体意识到自身的生命使命和担当的意志。很显然，路遥是把“痛苦”“受难”“苦难”理解为生活的本质，永不屈服，顽强拼搏。这很容易引起生活于底层的青年的共鸣。

贫苦显然不只是少安、少平兄弟俩的生存状况，其他农民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路遥笔法精细，写出了农村“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艰难和无情。这种以个人为主体的经济并非传统小农经济的重复，路遥表现了新型经济对乡村传统伦理和社会关系的冲击，甚至价值观念的颠覆。

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农村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艰难过程，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心理变化和价值观的挑战。田海民建渔场，田四、田五来求情想参与，遭到海民媳妇银花拒绝。当海民告诉父亲田五时，“田五发了半天呆，长叹一口气说：‘我和你四爸等于去给你们揽工，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残酷！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行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也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骂归骂，田四、田五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或者“不能走那条路”；或者不得不走“这条路”。田海民刚创业，是否能成功还不知道，他经不起失败，农民创业失败就是倾家荡产。农民的原始积累残酷无情，根本就在于他们是在极度贫困中走上这条路。渴望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如此朴素的愿望，对于西北农村的农民来说，要付出更为艰巨的代价。乡村伦理关系和价值观的改变，这是基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正义；遑论“市场无情”“资本罪恶”，根本在于中国乡村的绝对贫困。路遥的笔触深刻有力地写出了农民要走出贫困的渴望和决心，他们也不得不和农村的某些传统“决裂”——这不是基于历史理性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出于个人本位利益的命运抉择。

路遥的笔触有着坚实的生活体验为基础，他能通过劳作体会西北大地上对苦难的忍耐。过去，文学叙事固然可以在文化上予以反思批判，例如“落后”意义上的批判；但路遥却表现出生命在贫瘠困苦中的坚忍，个体生命如何与乡村艰难生活融为一体的那种归属性，这也是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传统。很显然，柳青当年描写的“路线”“阶级”在路遥的笔下已经完全失效，但读了七遍《创业史》的路遥显然知道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村开启了新的道路，恰恰是在《创业史》的映衬下，他笔力刚健，饱含泪水去书写乡村农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艰难困苦。这一切不是因为摆脱了20世纪的经验，而是因为在20世纪的经验的映照下，其意义才显现出非凡与深远。这显然也不能归于“后革命”的逻辑，但或许具有“非—后革命”的意味——它还是与20世纪的“革命”有所纠缠，因为那个前缀“非”，确实很容易被涨破。

有多位学者注意到小说中作为反面人物的“二流子”王满银形象，对王满银的否定，当然有中国乡村传统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东流西窜那类人的摒弃，但是在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王满银不踏踏实实劳动，梦想靠做小生意赚钱，不切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路遥对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参与市场经济的进程，还是有所隔膜。多数论者试图肯定路遥塑造这一形象的意义，但并不等于路遥塑造王满银形象所折射出的意义不具有局限性。事实上，除了在土地上或通过劳动来致富和肯定自己的人物，仅有的两个在外面世界闯荡的人物（或许还可包括那个忽悠孙少安投资电视剧的“导演”），不是骗子就是小偷。市场经济由乡村向城市开发的路径，本来是这个时代最具开创性的事件，但路遥却只给予了这些人物滑稽无耻的特征。例如，杨丹丹指出：“路遥的部分反思意识集中在王满银身上，在批判王满银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同时，他的‘小生意人’身份背后隐藏的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失衡现象，也成为反思的对象。或者说，路遥没有让王满银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独立行动能力和生活真实性，而是让他在真实的客观语境中，凭借自己对农村经济改革的认识和理解，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结局。”[29]这里的阐释有精辟之处，但也有一点偏向论者的善良愿望。路遥在切开乡村向“外面世界”的市场经济生活面时，还是有所欠缺。这一点并不会降低路遥的意义，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当然，王满银的形象却是颇为饱满的，特别是大姐与他的婚姻关系让人欲哭无泪，哭笑不得。当孙少平通过关系把姐夫王满银从看守所中弄出来后，大姐去接王满银，王满银马上“化悲痛为力量”，又神气活现，唱起了信天游。这是多么可爱的形象！这是小说的神来之笔，没有因为他是二流子就把这个形象描写得彻头彻尾的可恶。这种人可恨、可怜又有可爱之处。这就是小说笔法的高妙之处。但这并不等于路遥对农民参与“外面世界”的市场经济的表现是成功的。《平凡的世界》的可贵之处在别处，在路遥可以抵达精神大地上。

归根结底，就在于《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对生命个体肯定性的价值理念，其内化为个体生命本位，其外化为个人勤劳致富的实践。1980年代后期，文学业已“失却轰动效应”，根本缘由在于，文学界一时无法为社会找到共振的方式。彼时中国社会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反思之后，急需一种肯定性的精神；尤其是乡村青年，谁来肯定他们？谁来肯定那些企图挣脱贫困环境、渴望命运更新的乡村青年的价值？当时影响较大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梁晓声的知青叙事，就是因为内里包含着一种肯定性而重燃时代激情。路遥的《人生》提出了问题，但未能解决问题，只能告一段落。但是，《平凡的世界》悄然兴起，给当时必然要重新选择人生的乡村青年提供了精神召唤与抚慰。《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出版于1986年12月，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革”后的文学潮起潮落，几经变革，已经过去近10年，批判性和反思性占据时代主导地位，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肯定性”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缘由。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的批判性以运动的现实性形式展开，而在文学作品的虚构中则寻求肯定性，肯定工农兵的历史主体地位。乡土中国叙事，从《小二黑结婚》到《创业史》，从《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到《艳阳天》，都可以看到以理想化的形式创建起来的正面的、积极的引领历史前行的乡村人物形象。事实上，当代文学的这一脉，在1980年代的反思语境中被悬置起来了。考虑到《平凡的世界》开始创作于1975年，1982年至1985年是其准备时期，第一部完成于1986年，前后历时十年之久。其主导的文学观念无疑秉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理想化的乡村青年带头人的形象，当然也概括了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知青叙事、改革文学等多种主题及方法。来自西北的几位作家，都因为与文学潮流有时差并有所迟滞而能涵盖更大的当代时段，能容纳多种文学追求，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涵盖了“人性论”“寻根文学”“历史反思”等；贾平凹的《废都》等作品同样如此。在历史回撤的时期，这些滞后的作品就以其涵盖更长时段而显现出它的宽广深厚。《平凡的世界》虽然不在1980年代文学创新的潮流前列，但它却是以其素朴性切近时代心理，以更长时段的包容性而获得更广泛的呼应。《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废都》以及同时代多数影响显著的作品不同之处还在于，它延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叙事的那种理想性，因而它创造出1980年代所没有的肯定性人物形象，孙少平、孙少安就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而这样的形象，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量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青年所需要的精神镜像——其根本底蕴是乡村生长起来的现代性怨恨与个体觉醒之间的辩证关系，《平凡的世界》强有力地表现了这种关系。

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平凡的世界》重写了20世纪的主题，只有在“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看透它的主题意义，它对于20世纪后期乃至21世纪初期的乡村青年的非凡意义。关于乡村中国的觉醒，《平凡的世界》是在长时段里赓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看上去是走向其反面，而实质上在与它紧密对话——它把前置的小二黑、梁生宝、萧长春们放在自己的身后，让他们看看孙少平们是如何奋斗、如何受苦、如何献身的。固然，《平凡的世界》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困苦、贫穷、艰难和挫败——这些描写本身内含着乡村的不平等所折射出的“现代性怨恨”；但正是这样的境遇中，孙家兄弟始终坚持不懈，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始终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信念。这部作品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它表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肯定性，而在挫败中依然要（并且可以）凭借个体意志顽强改变命运，这或许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有乡村背景的中国青年的根本精神。它解决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青年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短20世纪”中国乡村没有解决的难题——离开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强力，穷苦的乡村青年依然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孙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响应了战胜命运的精神召唤，而《平凡的世界》就是他们共同命运的启示录。

五 个体性难题与爱的救赎意义

新时期的“受难”主题是控诉性的——在这一意义上，它的文学本性承续了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叙事；路遥的“困苦”主题是乡村精神的现代觉醒，内含着个体要成长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意志），路遥的现实主义有更坚实的当代性——它是从他体验的中国当代社会获得写作的依据。受苦和战胜苦难并成长为能人，这是要摆脱土地的（也是必然不得不摆脱土地的）年轻一代农民的楷模。他们以个体的内省性精神重写了梁生宝、萧长春们的英雄形象。[30]孙少安、孙少平都体会到“贫穷”“困苦”里包含着的意义，它们是具有内省性的——在对自我生命意义的体验中升华为自强不息的英雄意志——这造就了改革开放千千万万个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生活的新时代的青年英雄，他们都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勤勉奋斗。尽管他们并非依据“普遍理性”行动，但他们直接朴素领会了“生活的道义”，在改变命运的进程中开启困难的然而也是新的人生道路。

路遥并不是要写超出环境和人群的个人主义，更不是那种超人的无根的个体，少安、少平来自乡村，始终在乡村的艰苦生活中经受磨砺。正是生活的点点滴滴，人情的冷暖，使得个体的生命那么饱满充实。这使他们的选择始终是“现实主义式”的选择，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承担家庭责任。既摆脱命运的束缚，又有勇气承担责任。

这里讨论的个体精神，并非“个人主义”，严格地说，1980年代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理论争论中或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个体意识，其实不过是强调追求个性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诗人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诗人以做普通人，离开某种集体意识的个人为一种可能性。哈耶克在其影响卓著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开篇就驳斥过那些“最愚蠢的一般误解，即认为个人主义当然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或把其观点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之上），而不是从人们的全部性质和特征都是由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出发”。哈耶克赞同并引述艾伯特·莎茨在他的有关个人主义理论史中所做的总结：“我们看到个人主义显然没有（但人们却普遍地觉得不理所当然）这种情况：对孤独的生存方式这一制度和自我主义作辩解。”[31]

但是，普遍理性塌陷之后，这些从个人和家庭的苦难中获得生命自觉的个体，以什么来坚固他们存在的根基呢？显然，他们不是强大的历史理性支持的某种共同体的“英雄”，他们只是个体化的“自以为是”的生命个体。城乡差异、贫富分殊、以苦难为生命根基……这些都可能构成社会性的共同体的障碍。霍布斯曾经在《利维坦》里写道：“群体纵使再大，如果大家的行动都根据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欲望来指导，那就不能期待这种群体能对外抵御共同的敌人和对内制止人们之间的侵害。”[32]当然，小说并非理性的规划，但路遥显然是以他的艺术直觉领悟到孙少安、孙少平们如何在这个社会上“平安”立足，不带怨恨地融入社会群体，在城市、乡村、厂矿创建自己的生活。其根基在于：《平凡的世界》描写了友情、同情和爱情——这是乡村青年相互联系的纽带，也是他们与社会结成关系的基础。也可以说，爱情、友情也是乡村青年个体自由意识觉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部作品的爱情描写非常活跃，几乎写到的青年男女全部卷入了爱情、婚姻的纠葛。少安、少平兄弟俩的爱情经历也颇为丰富。少安与润叶是青梅竹马，后来却别有选择，润叶为爱所苦。少安与贤惠的秀莲成婚，不想秀莲后来得癌症；润叶依父母之命与李向前成婚，婚后念念不忘少安，李向前痛苦不堪，借酒浇愁，车祸截断双腿。他们在爱中体味幸福，也领教痛苦。武惠良与杜丽丽，杜丽丽与古风铃，这些爱情反映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情感生活大门，时尚和混乱也开始出现。在所有的爱情故事中，郝红梅的故事被表现得最为细致深入。与少平有过青春的萌动之后，红梅受到顾养民的追求，结果却遭到抛弃。不幸的郝红梅另嫁他人，丈夫又早死。后来田润生对郝红梅关爱有加，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另外，金强（小偷金俊文的二儿子）和卫红（孙玉亭的女儿）他们重演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所有的爱情故事中，孙少平的爱情故事被注入了更多的精神内容。他与郝红梅算是初恋，后来各奔东西。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超出当时的社会逻辑，矿工和市长（后来是省长）的女儿恋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与其说是给予少平以情感的慰藉，不如说是在精神上促使其强大。后来孙少平与大学生金秀还有一段感情纠葛。当然，后来金秀与顾养民（研究生）走在一起。小说最后的落点，田晓霞去世后，孙少平回到矿上，远远地看到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这隐喻着最后在爱中，少平不只是单纯地回到矿上，他回到了劳动中，他很可能在爱中承担起了责任。这既是感恩师傅和惠英当年对他的关爱，更重要的是他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容纳能力的男子汉。也因为此，少平在爱中完成了自我救赎。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转向关注农村青年个体独立精神的表现，为改革开放时代乡村青年的精神自立做传，其功莫大焉。他把集体性改变为个人性；把阶级斗争的“恨”，改变为青年之间广泛联系的“爱”；但是，在美学精神上，他依然承续了革命文学的观念性、想象性和浪漫主义的特点。在这部作品中，苦难、个体与爱，建立起稳固的三角结构。生命个体以苦难为底蕴，这既是其真实的本质，也是社会历史的背景，个体生命以它为基础，不得不从中获得生命依据，但也是个体要摆脱的历史背景，例如，“脱贫致富”，这就是要告别苦难的历史。如果这苦难是个体生命自足的本质内涵，摆脱了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个体以什么立足呢？也正是在摆脱的进程中，个体自觉地完成转化——在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俩对苦难的意识中完成了自我独立的创造。这无疑也是浪漫性的转化，这与小说广泛描写的爱情的浪漫性相得益彰，它们共同创建了小说的美学氛围。《平凡的世界》的主导叙事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但就路遥对个体精神加以肯定的那种理想性，他在情感生活方面浸染的感伤诗意，也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无浪漫主义气质。雨果说过：“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33]动手写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路遥显然深受其影响，既有现实主义文学，无疑也有浪漫主义文学，路遥不拘囿于一种创作方法。只有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到路遥的浪漫主义气质，才能理解孙少平这样一个矿工，可以与田晓霞保持爱情关系。或许更重要的是整部作品所具有的那种超越现实的信念，它骨子里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才有如此宽广、蔑视现实并且无限相信未来的那种渴望。

《平凡的世界》作为时代画卷的展开，需要强大的观念性力量，同时也需要激情，事实上，路遥在这两方面都下足了功夫。读一读《早晨从中午开始》就知道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是如何投入生命的全部能量，最后为此献出了生命，他用全部生命完成了这部作品。这也注定了他这部作品在观念性和情感两方面的能量之充足。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解体后，路遥也在改革与保守的斗争之间找到新的冲突模式，这主要体现在田福军这条主线上。但是，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主线完全压倒了田福军的这条主线，前者也实际上构成了这部作品成功的主导内容。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主线没有斗争的套路，只有成功／挫败的情节起伏，因此，构成小说内在肌理的情绪力量就依靠“苦难”与“爱情”浪漫化的支撑。“爱情”在这部作品中，并不仅仅是孙少平最后精神的归宿和完成自我救赎的行动，而是具有整体性的救赎意义，几乎所有沉浸在“苦难”中的人们，最终都在爱中获得了赦免和“救赎”。苦难在“爱”中获得拯救。小说也因此为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青年的自我独立和奋斗提供了精神抚慰，给予了一次想象性的自我超越。

苦难与“爱”相互支撑着乡土中国青年的个体生命自觉，他们中的一部分（大部分）虽然离开了土地，但《平凡的世界》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如此富有激情地想象苦难与“爱”重构了他们生存的大地。不仅沉浸于其中汲取能量，而且获得升华与超越的力量。说到大地，海德格尔曾写道：“大地离不开世界之敞开领域，因为大地本身是在其自行锁闭的被解放的涌动中显现的。而世界不能飘然飞离大地，因为世界是一切根本性命运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境地和道路，它把自身建基于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34]确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以苦难与爱作为被土地抛离的一代乡土青年的精神支撑，它解放了乡土中国青年的个体生命意识——它用精神性替换了土地实在性；反过来也可以说，他赋予土地以精神性。这样，离开土地的乡村青年仿佛永远地享有他们坚实的大地，而维系这大地般存在的精神，乃是20世纪经验的不断再现——它属于漫长的20世纪。我们不能说因为是文学虚构就说它不真实，如果如拉库-拉巴特和吕克·南希在《文学的绝对》里所总结的那样，文学揭示的这种绝对，或许是时代存在的最真实甚至最实在的精神底蕴——我知道这是在为20世纪的经验和《平凡的世界》寻求一种肯定性的说辞，然而，没有这种貌似的“绝对”，我们（和他者）如何度过本来就危机四伏的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呢？当然，历史终归会面向21世纪，《平凡的世界》在21世纪真实到来的场域中，它会失效吗？也就是说，“苦难”与“爱”还能构建21世纪的乡土中国的大地吗？

注释：

[1]本人查找“中国知网”所得出的结论。例如，曾镇南先生的评论《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蔡葵、朱寨、曾镇南几位先生对《平凡的世界》率先做出的反应表示了肯定和感激。尤其对曾镇南先生的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几位正好是我青年时代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前辈同仁，彼时朱寨先生是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事实上，据笔者当时所知，整个当代文学研究室对《平凡的世界》评价甚高。

[2]参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3]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4]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5期。

[5]任贤良：《盲流还是潮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思考》，《农村经济》1989年第6期。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3、639页。

[8]转引自金冲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9页。

[10]有关论述可参见郭学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山西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57~358页。

[1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遥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1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57页。

[1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37页。

[15]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60页。

[16]“文革”时期，路遥卷入造反运动，成为延川县“红四野”的军长，后来结合进县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他对个人与到来的政治事件的关系，想必有深刻的体会。有关路遥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可参见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64页。

[1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57页。

[18]参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第4页。

[19]卢卡奇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阶级意识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Bewusstsein），他定义阶级意识说：它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3页。

[20]但是，在“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代码》有45项之多，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这两项指标。2004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

[2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路遥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出版社2019年版，第360页。

[22][23][24]参见梁向阳《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1~25、33~34页。

[25]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7页。有关黑格尔关于“痛苦”的论述，可参见田义勇《黑格尔辩证法的生命意蕴——以黑格尔论“痛苦”为例》，《武陵学刊》2020年第9期。

[26]赵学勇：《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27]实际上也就是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里提出来的观点，即资本、科学技术和所谓自由民主主导人类的思想意识，随后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德里达发表《马克思的幽灵》都直接或间接批驳了福山的观点，现实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都表明历史走向并非如福山所愿。

[28]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89~90页。

[29]参见杨丹丹《〈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银形象重释》，《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30]这里的“内省”是让意识回到生命自身的意思，并非思辨哲学意义上的“内省”。只是为了与外化诉诸为社会行动的“反抗”实践相区别，意识到“苦难”——只是回到生命个体自身使之“和谐”并自我肯定。

[31]参见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32]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9页。

[33]参见《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34]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