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

20来岁时，青年工人水运宪经常唱起这首歌。这首歌在工厂里很流行，但对他算不上有启发，“就是觉得挺鼓舞的”。

30岁离开工厂之后，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刻起，这首歌，开始回荡在作家水运宪的脑海里。一回荡，就是四十多年。连同旋律出现的，还有二十啷当岁的自己，与那些在记忆中永远洋溢着饱满生命热情的张张脸庞。

在专业作家的心里捂了四十多年，一段旋律早已捂成了一个丰满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也各自长得熨帖。把故事初稿写出来，只花了不到三个月，他却不觉毛躁，只觉畅快。经历了一系列的研讨、改稿等相关工作之后，近日，水运宪最新长篇小说、40万字工业题材力作《戴花》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11月9日，在《戴花》新书媒体见面会上，水运宪与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详细介绍了《戴花》的创作和出版过程。

《戴花》是特殊历史时期师徒两代炉工劳模接续梦想荣光的奋斗故事，今年8月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首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它写出了两代技术工人身上不同的时代印记、相同的精神传承。“戴花要戴大红花”，“大红花”就是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的代名词，“戴花要戴大红花”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的必然归属。

难以磨灭的记忆

“有些印记一辈子都抹不去，后来才明白，那就是完整的一生。”（《戴花》题记）

印记，来源于水运宪的工厂岁月。1966年，18岁的水运宪进入常德电机厂，做了一名翻砂学徒工。3年后，他被调入电工班，还参加了厂里的很多业余活动，打篮球、文艺宣传、展览、画画……

厂里有读书会，水运宪在那里看了不少书。看完书，他又向工友们说书、推荐书，这直接推动他走上了创作的道路。“18岁到30岁，我在工厂待了12年。这一段时间对人是多么宝贵。”他说，“我看到的工厂情景，留在我心里头的很多东西永远都是鲜活的，每个人物也都是鲜活的。很多年后，真有这么一次，我做过关于他们的梦……”

成为作家之后，水运宪写出了经典的小说《乌龙山剿匪记》《祸起萧墙》，写出了许多剧本。但写出一本工业、工厂题材作品的愿望，还时时在心底闪现。可是，那段时光已经走得太远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跟现在的年轻人恍如隔世。”老作家笑着，又纠正自己，“就是隔世，不是恍如。”

所以，还会有读者看吗？写这个故事，有没有“时代违和感”？

去年11月份，水运宪在给毛泽东文学院第二十期学员讲完课的时候，顺口提到了这个题材。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些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听得入了神。互动阶段，学员们纷纷提问他：“你怎么不写这个故事呢？”

“我写出来，你们会感兴趣吗？”

“想听你讲，好听得很。”

回到家里，水运宪觉得，无论如何，要写。

想写几个津津有味的人物

故事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末，一群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德华机电制造工厂，进入生产一线学习、实践。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的学历和专业全部“清零”，一律下到车间去当学徒工。主人公“我”杨哲民被分配到翻砂车间熔炉班，拜车间老工人莫正强为师，成为了一名劳动强度最高、职业风险最大的炉前操作工。

杨哲民对师傅莫正强第一印象“糟糕透顶”。这位莫师傅，文化不高、其貌不扬，还不太讲个人卫生，简直“乏善可陈”。大学生与“大老粗”的“对撞”，让理想主义碎了一地。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观察力强、心思聪颖的杨哲民却发现，自己的师傅绝对不可以被等闲视之。莫师傅聪明机警，为人也善良。再相处一段，杨哲民又发现，莫师傅主观武断，争强好胜。但他的争强好胜，都是为了戴上一朵大红花，成为一名光宗耀祖的劳动模范。

与此同时，莫师傅也发现了杨哲民的优秀和不同凡响之处，在欣赏喜爱之余，他心里却忌惮这位有文化又年轻的徒弟打他的“翻天印”，越过自己，当上劳模。于是，他还在徒弟的职业成长之路上下绊子……

他们是师徒，亦是对手。

在这对师徒身边，还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人在同学之间产生情感纠葛，有人陷入不理智的伦理纠纷……这段青春的故事，充满着理想与激情，也充满着不稳定的因素。

越写，水运宪越有自信。他没有写一个故事梗概，也没有设定小说角色的“人设”，但是，“我写得得心应手，因为这是我自己烂熟于心的生活，切肉连皮、情感相依的人物。”他说，“他们被人打一下，我的头都疼。”

他绝不是要写什么十全十美的人。“你说莫师傅这个人，真不知道怎么说他才好。又喜欢他，又觉得这个人太局限了，有很多毛病。”莫师傅关爱徒弟，但徒弟在他面前搞搞技术革新，他也忍不住想——“你到底是给技术革命，还是革我的命？”在莫师傅身上，人的可爱之处和可厌之处在复杂纠缠。

这样让人津津有味的人物，与水运宪创作《乌龙山剿匪记》的经验分不开。他发现，尽管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几个人物，至今读者还在不断提起。“我喜欢写人物，喜欢写得好看，喜欢写得让大家看了不想放手、不忍释卷。很多人会说他们对我笔下的田大榜‘榜爷’印象深刻。因为我把他写得特别狡猾、深邃、算计、阴冷，但是他又有他的人情味、特点。我不求《戴花》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求的是这部作品要有更多的读者。那么我的方法是处心积虑把人物写好，把故事写有趣，让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

不谈“传递精神”

《戴花》发生的舞台不大，故事场景在厂里，往更小了说，主要在车间里。“它是工厂题材，讲述一个工厂就像解剖一个细胞。我只是把这一群人写给你，看他们的曲折经历，他们的情感。”

水运宪所写出来的这些故事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比如，在那个年代的工厂里，师傅和徒弟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系，与商业、农业中的人际关系都有所不同。时代已经远走，而他现在无比珍视自己的“在场”。“这一个时代的作品，这些人际关系，我们一直不写的话，以后的作家可能写不了了。时代过去了，他们不熟悉。再想写，那都算历史题材了——把我们当成历史来写。”

但这些故事，都是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在创作初衷文稿中，水运宪写道：“虽然历史已不可复制，但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我们激情地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我们这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我相信，从那个时代打拼过来的人，曾经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对于我们新时期出生的年轻人，那些峥嵘的岁月对他们来说难免陌生。恰恰因为如此，物质贫乏的年代、苦中作乐的生活、不甘人后的竞争、曲折多姿的情感等等一切场景，都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可思议的人间传奇。”

尽管经历颇多，尽管这样的火红年代主题常常被赋予极高的奋斗精神价值，水运宪却说，并不想通过《戴花》向年轻人“传递些什么精神”。

“一个作家的本分和追求就是写好故事，写好故事里的人物。我想通过这本书讲一些好听的故事给你们听。我有感于那个时代、那些现象、那一个个鲜活的人，我一直没想到要去写精神。”

“也许，精神就在故事里头。”他说着，做了一个俏皮的预告，“我这两年会‘喷薄而出’哦。讲商场的《淬火》，讲官场的《出道》，都会完成。”